在2024年於巴庫舉行的COP29氣候峰會上，各國達成一致，決定制定一份路線圖，目標是在2035年前實現每年1.3萬億美元的氣候融資，以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2025年11月5日，在巴西城市貝倫舉行的COP30開幕前一周，這份《巴庫—貝倫路線圖》終於發佈。該路線圖強調，1.3萬億美元的氣候融資中的一半可以來自私營部門。

      在報告發佈兩天后，可持續投資能力建設聯盟（Capacity-building Alliance of Sustainable Investment ，簡稱CASI）、負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PRI）以及巴西氣候與社會研究所（Instituto Clima e Sociedade，簡稱iCS）在聖保羅市中心舉行了一場論壇，主題是加速全球南方國家可持續金融的發展。來自中國、巴西及其他國家的專家共同探討了如何提升各國綠色金融目錄的一致性和相容性，以及政策路徑如何推動可持續金融的規模化發展等議題。

      這是CASI在聖保羅舉辦的第二場能力建設活動。自2023年在COP28上啟動以來，CASI還在中國湖州、香港、約翰尼斯堡、杜哈、吉隆玻等城市舉辦過論壇，旨在提升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金融能力。根據其活動資料顯示，該平臺計畫在2030年前“賦能10萬名金融專業人士”。

      在論壇當天，CASI主席兼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接受了對話地球的採訪。他就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融資挑戰，以及中國如何通過南南合作推動綠色轉型分享了自己的見解。

Q 為什麼中國在可持續金融方面的經驗在當下對全球南方國家具有特別的參考價值？

A 關鍵在於可借鑒性。中國的經驗源自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因此對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具有高度適用性。

      去年，CASI在中國浙江省湖州市接待了一個馬來西亞代表團。湖州的人均GDP與馬來西亞相近。湖州的銀行實現了綠色貸款占總貸款34%的比例——這一水平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通常的3–4%。代表團對湖州的本地創新印象深刻，同時也深受鼓舞：如果像湖州這樣的亞洲同規模城市能夠做到，他們也可以。這表明，在全球南方成員國之間進行經驗分享，在可行性和可複製性方面往往更具說服力。

Q 債務負擔和高成本資本正日益阻礙全球南方國家的氣候行動。中國在全球化綠色金融方面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A 全球南方國家面臨一系列系統性挑戰，導致資本成本居高不下。一些發展中國家信用評級往往較低，在國際市場上會承擔過高的借貸成本。此外，匯率風險是另一個重要因素。許多國家以美元舉債，卻需以本幣償還，一旦匯率波動，融資成本便會急劇攀升。最後，許多當地的綠色企業由於缺乏長期運營經驗，項目執行風險隨之大幅增加。

      這些成本與風險使融資變得極為困難，最終導致許多項目由於缺乏穩定的預期收益而無法獲得融資和落地。面對這些情況，中國能夠提供新的、更低成本的融資管道。

      中國目前開放了三類市場，可以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融資管道，其中包括熊貓債市場、點心債市場以及自由貿易區離岸債市場。這些工具近期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主要原因在於人民幣利率長期且顯著低於美元利率。

      中國的利率多年來一直低於美國。近年來，中美政府債券的利差一度達到3%。因此，用人民幣融資正日益受到許多外國債券發行人的青睞。即便將資金兌換回本幣所需的匯率對沖成本計算在內，整體融資費用往往仍低於在美元或其他外幣市場借款。

      我們已看到成功的案例。例如，2023年，埃及成功發行了35億元人民幣的可持續熊貓債券；而去年，巴西蘇薩諾紙業和紙漿公司（Suzano Group）則發行了12億元人民幣的綠色熊貓債券。多邊開發銀行可以為此類債券提供擔保，但仍需協力廠商信用增級。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發展銀行可承擔高達95%的風險。問題在於剩餘的5%風險由誰來承擔。如果有更多機構願意承保這部分風險，全球南方國家發行人的綠色債券發行將更容易大幅擴展。

Q 國際融資面臨著不同的綠色標準，例如巴西新推出的可持續分類體系與中國及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標準存在差異。為此，國際社會正在採取哪些舉措以實現標準的協調與統一？

A 為了解決可持續標準過多且不一致所帶來的問題——這一現象已成為跨境綠色資本流動的障礙，中國與歐盟於2020年共同啟動了“共同分類目錄（Common Ground Taxonomy，簡稱CGT）”項目。此後，我有幸在可持續金融國際平臺（International 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簡稱IPSF）擔任分類目錄工作組聯合主席，推動了和組織多個版本的CGT的制定。

      2022年，工作組基於中國和歐盟的分類體系制定了CGT。而在2024年，工作組又推出了多司法管轄區共同分類標準（Multi-jurisdiction Common Ground Taxonomy，簡稱MCGT），整合了歐盟、中國和新加坡的分類體系。

      CGT和MCGT已被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的市場參與者用作綠色金融產品的標籤工具。借助這一套標籤，可持續金融工具更容易獲得全球投資者的認可。最近幾個月，我正主持一個核心小組，討論MCGT下一階段（MCGT 2.0）的工作計畫。該計畫已經在審核和提交階段，有望在2026年正式推出。

      我希望下一階段能夠擴大MCGT所涵蓋的活動範圍，使其更全面。例如，我們正在努力推動建築和房地產資產的低碳轉型標準的協調統一。同時，我們也在考慮納入更多具體的行業和活動，如關鍵礦產以及“零碳牛肉”等新興領域。

      MCGT未來工作的另一方向是將其司法管轄成員國範圍擴大到中國、歐盟和新加坡之外。例如，巴西已表達了加入該項目的意願。

Q 您能說明一下共同分類標準（CGT）在實際運作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嗎？

A 在市場實踐中，《共同分類標準》並不單獨使用。當中國債券在全球發行，尤其面向國際投資者時，通常會聘請協力廠商驗證機構，例如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等。他們必須同時核查項目資金的使用是否符合某一CGT綠色類別，並同時確保滿足其他‘綠色、可持續“要求，例如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發佈的《綠色債券原則》及其他保障措施中的規定。

      這些要求包括“無重大損害”原則。該原則規定，在支援某一環境目標（如氣候變化減緩）的同時，綠色債券所資助的活動不得對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如自然與生物多樣性保護）造成重大損害。

      簡而言之，在評估綠色債券是否符合可持續性主張時，CGT/MCGT還是需要與其他綠色金融原則及監管要求相結合。

Q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趨勢強勁，尤其是在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等綠色領域。這一波中國海外投資將如何影響全球南方國家的綠色轉型？

A 由於中國大型企業能夠從中國的銀行獲得低成本資金，利率通常在2-3%左右 （而發展中國家的項目融資成本往往超過10%），使用人民幣資金能夠顯著降低海外項目的融資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銀行主要評估中國企業的信用狀況，而不只是海外項目本身的風險。對於信用良好的企業而言，這實際上相當於一種內置擔保機制。

      這一模式還為主權債務負擔較重的國家提供了一種替代方案，即從政府背書的借貸轉向從中國企業獲得股權投資。此外，中國企業通常能夠獲得成熟的技術、廣泛的供應商網路以及經驗豐富的工程、採購和建設團隊，這些均有助於降低項目實施風險。結合低成本資金，這些因素能夠提升整體項目的可行性，使全球南方國家的一些綠色投資更具可操作性。

Q 您認為全球南方國家在綠色金融合作的下一階段會呈現出怎樣的趨勢？

A 下一階段的潛力巨大。全球南方國家在太陽能、電動汽車以及廢棄物迴圈利用等領域對中國投資的需求十分旺盛，這主要得益於中國綠色技術的成本競爭力以及更低成本融資管道。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對能力建設和知識共用的需求十分強烈。CASI倡議正是為滿足這一需求而發起的。

      在政策、項目以及金融機構層面，許多全球南方國家仍缺乏綠色金融的必要基礎，即明確且可操作的標準、完善的項目儲備、合適的金融產品以及政策激勵。因此，許多項目尚未具備“可融資性”。在下一階段，提升專項目主開發可靠、可融資項目的能力，將成為核心挑戰，也是CASI能力建設工作的一個未來重點。

Q 最後，有人認為中國推動海外綠色金融的主要動機是地緣政治。對此，您如何回應？

A 過去十年，我在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央行綠色金融網路、IPSF、CASI，以及眾多推動綠色金融的雙邊國際合作平臺上開展工作期間，從未有人要求我去為“某種地緣政治目標”服務。

      我們在這些平臺上的工作，包括推動可持續金融政策的全球共識、開展知識共用與能力建設，以及支援產品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所有成員國實體經濟中產生的巨大需求。

      我認為上述國際合作機制和倡議在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中國在發起和運行這些機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較早成功採納綠色金融實踐的國家，中國既有能力，也有義務成為此類公共產品的供給者。

文章來源：Dialogue Earth, https://dialogue.earth/en/climate/qa-china-can-offer-new-lower-cost-financing-channels/